芷江机场的修建

芷江机场的修建

www.419100.net 日期：2005-6-28 来源：本站

    在芷江县城东门外一公里处的丘陵地带，原是大小不一的肥沃良田，及农民们的村庄茅舍。小山丘上则是一座座坟茔和宽阔的晒谷场。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为加强西南军事重镇——沅州的防务，特设沅州卫，驻军四千五百人。既有军队驻扎，就得有操演习武的场地，这里便成为跑马射箭的场所。之后，驻军不断扩大场地，逐渐演化为官府的教场。

    据旧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世宗为镇压大西南少数民族起义，派兵部侍郎张岳在沅州城设立五省总督府(今芷江师范处)，掌管湖广、云贵、四川等省地方军政要务，并驻大军于城郊。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宣慰使杨应龙联合苗民反明，明神宗朱翊钧为镇讨杨应龙，特令湖广巡抚支可大率十敷万明军移驻沅州，并派愈都御史江铎在沅州始设偏沅巡抚，遣兵“进剿’播州。清顺治九年(1652)，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率军五万攻克沅州后，在城束郊设大营，驻军达六年之久，每当战事一起，大军进驻沅州，这块教场，一时又变成了点将出征的场所。

    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在境内设沅州镇，置总兵一员，统辖前、中，左、右、水师共五营，各营设游击、守备、把总等武职官员，共有标下马步战兵三千名。康熙三十九年(1700)撤沅州镇，移镇竿协来沅州，改名为沅州协。设副将、都司、千总、把总等武官，统辖马步战兵九百二十名，乾隆二年(1737)扩至一千一百二十三名。为了镇压湘黔遏境苗、侗等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他们在教场上进行鸟枪火炮、马步弓箭、膝牌翩刀，队形阵式的战兵训练。全年的训练时间在七个月以上。仅每月一、四、七日的鸟枪、子母炮、百子炮、劈山炮操练打靶，一年所用的火药就达一万二干零八十余斤。教场是如何演变为机场的，追溯起来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湖南独立第六师发生内讧，其第四团团长李国钩刺杀师长陈汉章于洪江，陈部由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陈渥接管。李见师长职位落空，心怀不满，与陈渥展开厮杀，激战近两月，李部由黔阳退驻芷江。五月初，陈渥率部攻打芷江，围剿李团。十九日，李国钩接受解职议和。七月，李国钧被省府主席何键委任为“湘西剿匪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并调陈渥离开湘西。陈渥因对何键启用李国钩不满，不服调遣，何键遂以叛军罪将陈解职。随后，陈渥带领百余亲信返回泸阳老家，不到两年，又重新扩编队伍，搞地方独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七月初，陈渥部占领芷江县城，何键决定捉拿陈渥归案查办，即派陈的宿敌李国钩及陈子贤两旅围攻芷江。陈渥据守城中，堵塞四门，构筑工事，顽强抵抗。由于城墙高厚坚固，久攻不下。何键便从省城派来一架双翼式螺旋桨飞机，准备配合炮队轰炸县城。迫于社会各界舆论强烈，飞机只在城中示威性地投掷了几枚手榴弹，不敢真正动用炸弹枢炸。但飞机一直停留在城东郊的教埸中，对陈渥继续施加军事威胁。当时这个教埸能起落飞机，足可见其规模之大。之后，便传出了芷江先落飞机后修机场的轶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蒋介石电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将来绥站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一九三五年，开始组织人员对机场地形、范围进行勘察，由于勘察技术力量薄弱，进展迟缓，至十月底，勘察的总体方案尚未落实。后机场的勘察工作因故一度搁置起来。

    一九三六年七月，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机场的勘察又重新开始。十月，机场的兴建方案已定，即在原教场所在地的楠木坪，以教埸坪为基础，扩修成一个八百米见方的飞机场，县府从四乡抽调民工二千余人，开赴工地施工，并限期完成。这是芷江机场修建的开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由南京迁都重庆，更感到芷江这个“西楚咽喉”之地，对捍卫大西南后方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芷江机场由原来的八百米见方扩大为一千二百米见方．(即长宽各一千二百米)：省府责令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麻阳、晃县、会同、靖县、溆浦、泸溪、凤凰、辰溪、黔阳、沅陵等十一县征集民工一万九千名，各县成立修机场征工办事处，负责本县民工的征集、管理及款项摊派等事宜。芷江征工办事处处长由县长赵叔筠兼任，副处长由县党部执委杨毓桓担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一万九千名民工在芷江城束郊正式破土动工。当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指派工程师林泽群负责机场的规划、设计、勘察、组织施工等全部技术工作，后来又派实习工程师黄彰任协助。

    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弹药库等，工程浩大。按照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一千零三十七亩；开挖搬运土石方七十七万八千立方米，滚压面积五十四万五千平方米；铺沙石面积一十八万一千六百平方米；搬迁民房二十余处，计建筑面积七千七百五十五平方米；搬迁有主单坟一千五百座，有主坟二千五百座，无主坟墓二万座，共计为二万四千座坟墓。仅坟墓搬迁费按最低价计算，就需要费用一万五千八百元。

    参加扩修机场的民工劳动强度极大。当时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全靠人工挖掘、背负、肩担。三、四十吨重的水泥大石滚，上百人拉着它去滚压机坪。

    民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一九三八年七月，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每天死亡数十。东门外江家院子住有民工三十多人，患霍乱死亡二十余人。束紫巷觉园戏院住有外县民工，一天就死去三十余人。当时工地的监工很凶，得了病还得出工，不出工就用皮鞭抽打或不发给饭吃。这年夏季，因患霍乱而死亡的民工数以千计。人称：“人到芷江，九死一伤”。

    施工付酬，原定每一立方米的土方价四角五分，后降为二角四分。尽管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除了每天两餐糙米饭外，仍然得不到分文，征工办事处的官老爷及监工们以各种借口扣除伙食费，草鞋费、锄头畚箕费，遇上雨天，还得扣去一角五分钱的休息钱。征工处的头头与监工勾结，监工又与包工串通，或浮报土方、增加运距；或放松验收标准，或多报参工人数等，从中大肆贪污。一九三八年五月底，芷江征工办事处副处长杨毓桓、监工唐立成因贪污败露，激起民工的极大愤慨，纷纷投书告状。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来湘西视察。遂于六月五日，将副处长杨毓桓解省鞫讯，将监工唐立成就地枪决，以平息民愤。但贪污之风并未刹住，尤其是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几次扩修中，贪污丑剧越演越烈。如在——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两度修机场中，芷江县长秦佑农将修机场所有的事务费四百余万元和民工应得的工价款一千万元全部侵吞，为防追查，自动卸职后，到徐州绥靖公署又当上了军法官。黔阳县长刘伯谦也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一次扩修机场中，从民工身上刮得一千多万元。尽管民怨沸腾、舆论强烈，省政府仅以免职处理了事，后来刘也当上了重庆市政府秘书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月，除完成了二千亩的机坪及一千六百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掩体、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随后机场开始使用。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初，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又多次征集大量民工，耗费大量资金，对机场进行加固和扩修，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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